摘要：依托领域化路径证成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则可以既折射出人权保障的伦理性价值，又通过其所蕴含的在一种社会结构体中的指向性义务形成相对更为清晰的宪法内涵。 ...
松山栋庵《地学事始》亚细亚洲介绍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支那帝国。
行政承担的是国家执行功能，通过行政管理活动来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意志。政治与行政的分工逻辑，决定了党组织与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体系需遵循双重规范进路，综合采纳政制和法制的双重监督标准。
政治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需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守。混合性党规说主张党政联合发文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化的外在载体，是党内法规中一种特殊的混合性法规。三是审查主体与公民的沟通协商机制，引入可能受到文件影响的社会公众参与备案审查过程，通过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能够提升整个备案审查程序的民主性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党政联合发文可能成为行政机关规避信息公开约束、备案审查和诉讼监督的借口，从而逸脱法治监督，导致滥用公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但是该联合发文用于指导政府行政部门开展城中村拆迁安置工作，影响到拆迁户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对此，可在《备案审查规定》第2条第1款后增加一款规定：党政机关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也应该接受备案审查。例如，根据《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9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发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查建议。因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等，都是公民在实践中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方式。
合宪性审查乃是最正式且最有实效性的宪法监督方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建立契合中国政治体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直接攸关到人大监督宪法实施权力的制度化与权威性。毕竟，前者是局部性的，而后者才是整体性的。回眸上述监督条款的文本生成历史，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不言而喻，现行宪法第77条和第102条基本上是照搬了五四宪法的此等规定。
诚然，对于我国宪法上的监督条款，法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文献可谓俯拾皆是，不过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监督条款所展开的单一性研究，从整体出发对所有监督条款作类型化的宏观分析则较为鲜见，留有稗贩破碎之缺憾。[26]在现代社会，监督权等公民政治权利对于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愈来愈不可或缺，它既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媒介，也是维护、促进人权与法治的一种手段。
（四）维护法治秩序的监督条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准此以观，我国宪法文本中形式意义上的监督条款共有十二条，其中，《宪法》第3条、第11条和第27条属于宪法总纲条款，第62条、第67条、第77条、第91条、第102条、第104条、第109条、第132条、第134条属于宪法国家机构条款。（二）《宪法》第41条：实质意义上的公民监督条款 我国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个实质意义上的监督条款，它就是备受关注的第41条。[25]监督条款中以人权保障作为其价值目标的，有《宪法》第41条、第62条第2项和第67条第1项等。
总之，人大监督的宪制功能，是促使各级党政机关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鞭策它们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担当维护宪法法律尊严的表率。第3条第2款规定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3款规定各个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都是五四宪法和七八宪法所没有的。这些有关监督的规范条款创设了一系列宪法上的监督制度，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诸多违法行为，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应对不力而造成惨重损失的，往往是由各个机关治理效能低下所致。
[35]可以说，监督条款的宪制功能是为其价值目标服务的，其价值目标的实现以其宪制功能之充分发挥为必要条件。[6]从文本生成历史的视角，对宪法上的监督条款予以类型化的分析，有助于寻觅我国宪制中所蕴含的监督文化之传承。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法院是否称职（competent），对该国法治秩序之运行及提升是决定性的。第134条把人民检察院定性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是法律监督机关第一次入宪。
作为我国宪法文本关键词的监督，应当且必须是我国宪法学的关键词。第127条是有关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的条款。事实上，检察机关监督制约监委的案例颇为常见。3.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宪制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0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一）宪法文本中形式意义上的监督条款 当一个宪法条款中含有监督一词时，不管该词在宪法文本中的语法构造地位及法律规范意义如何，它都是本文所说的形式意义上的监督条款。
何谓法律监督，彭真有非常权威的解释，他说：思想作风问题，政纪问题，检察院不管。宪法条款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通过一系列监督条款，制宪者成功形塑了一套宪法上的监督制度体系，此乃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三）促进经济发展的监督条款 《宪法》第11条第2款、第91条和第109条是直接涉及经济领域的监督条款。
三、宪法上监督条款的规范性质类型 关于宪法规范的性质类型，宪法学教科书一般把它们划分为确认性规范、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等。与此同时，这两个条款还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第67条和第104条有关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之规定，乃是第3条第3款内容的具体化。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因而强调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必须相互制衡，以防范国家机关的违宪专断，此乃是分权宪法的基本理念。《共同纲领》第39条规定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五四宪法第10条规定通过工人群众的监督，以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世界各国制定宪法的重要目的在于实现法治。
[38]相关研究参见周佑勇、周维栋:《宪法文本中的执法部门及其与监察机关之配合制约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89-100页。以上承载人民民主价值的监督条款，其实都是《宪法》第2条, , , 规范内涵的展开。
要使国家法治行稳致远，就不能不严惩腐败。[15]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26 The Yale Law Journal 710, 711-713(1917);Peter Jaffey, Hohfelds Power-Liability/Right-Duty Distinction in the Law of Restitution, 17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295, 313(200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在整部宪法中，监督权仅仅在此两个条款中各出现一次，其宪制意义颇堪研究。[24]See Emest A. Young, The Constitution Outside the Constitution, 117 Yale Law Journal 408, 417(2007). [25]《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页。
不过，其中的任何一条要建构起一项真正有效运行的监督制度，都离不开由其他监督条款所形构的监督制度的协作与支持。在五四宪法和七八宪法中，此项职权仅仅授予了全国人大。第3条第2款、第27条第2款、第77条和第102条规定人民监督各级人大代表，此等人民监督的宪制功能在于：使包括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加忠诚地遵守宪法法律，把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作为其基本使命，以保证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各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工作中都得到严格的贯彻落实。[13]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8年3月14日第5版。
1979年修正七八宪法时才为地方人大设立了常委会，但并未同时授予地方人大常委会此等监督职权。第77条和第102条都是有关人大代表受监督之规定，其中第77条是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第102条是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以及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如今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现行宪法的规定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但对非公有制经济实施监督的原则立场岿然不动。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对此等条款稍作文义解释就可知，它对各个国家机关施加了接受人大监督的宪法义务，这四类国家机关抵制或逃避来自人大的监督，无论何时亦无论以何理由，都是明显的违宪之举，理当追究其相应的违宪责任。
[2] 环顾全球，像我国《宪法》第41条这样赋予公民监督权的情形委实凤毛麟角。因而，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